四季在轮回中变迁，身影在匆忙中奔波。在肿瘤血液科的这些年，我见惯了生命的无常。生命终有尽头，只怨时光太短。一直说来日方长，可来日并没有方长。但总有一束光，在患者生命的尽头，透过十楼的窗户洒在病床上；在陪伴与安慰里，在释然与留恋里，我们告别生命，却久久不能平静。

那天，22床推进来一位65岁的叔叔。冬日的风裹着寒意跟他一起进了病房。他姓陈，我们都叫他陈伯。口腔癌两年，从放疗、化疗到重离子治疗，花光了积蓄，病情仍在恶化。疼痛难忍，家人把他送到了我们科。

一股难以言说的恶臭弥漫开来。不到半天，护士站就收到好几条换房请求。陈伯把脸转向墙壁，头埋得很低，枯瘦的手紧紧攥着被单，像是要把自己藏起来。

小坚医生和小李护士去换药时，陈伯蜷缩在床上，眼睛慢慢睁开一条缝，又迅速移开——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，他在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抱歉。小坚拨开老人额前凌乱的银发，右侧面颊烂出一个6×6公分的窟窿，透过伤口能看到坏死的组织和裸露的牙床，黄绿色的脓液不断渗出。小李强忍住干呕，眼神却专注而温柔——这恰恰是我们科室“十个多一点”暖心服务的体现：多一点微笑，多一点耐心。她轻声说：“陈伯，我们会帮您处理好伤口，您不必担心。”

换药很慢。清创、清理脓液、更换敷料。整个过程中，小李始终保持沟通，每一步操作都提前告知，让陈伯心里有数。结束后，小李推开一点窗户透气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陈伯含糊不清地说。

小李走回床边，握住那只枯瘦的手，这是多一点安慰：“陈伯，您不需要道歉，这又不是您的错。”

陈伯闭上眼，一滴泪从眼角滑落。

护士长注意到陈伯的家人很少来。他妻子每次停留不超过半小时，换药时一定会躲出去。

第二天晨会，护士长说：“陈伯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。”

一位年轻医生嘀咕：“那个味道，亲人也受不了啊。”

“可他们是家人。”小李坚持道。这正是多一点关心的延伸——不只关注患者本人，也关注他背后的家庭。

第一次家庭会议，只有陈伯的老伴来了。她坐在角落，双手绞着衣角：“我知道该多陪他，可那个味道……我试过，真的受不了。”

护士长握了握她的手：“咱们一起想办法。”这是多一点理解，不指责、不评判，先接纳她的难处。

小李准备了方案：增加换药频率，用柠檬、橘子皮遮挡异味。我们在病房里放了切开的柠檬和新鲜的橘子皮，柑橘的清香和消毒水混在一起，味道慢慢不那么难闻了。这是多一点舒适的实践——为患者和家属营造一个能够呼吸的空间。

陈伯因为吃不下饭，越来越消沉。我们联合营养科、消化科会诊，给他做了胃造瘘管。怕管子脱出来，护士长连夜带着我们翻资料，自己动手做了固定带。多一点支持和多一点帮助——不止于护理，更主动解决实际问题。陈伯能吃上东西了，精神也好了一些。

陈老太的陪伴从半小时延长到一小时，有时两小时。她开始跟陈伯说家里的事——孙女的学习、村里的家长里短。陈伯的眼神不再总是躲闪，有时甚至会努力做出一个扭曲但真实的微笑。

那天下午查房，我看见陈伯坐在窗边，夕阳从十楼洒进来。陈老太用棉签沾着温水润他的嘴唇，孙女趴在旁边床上念课文。房间里飘着淡淡的橘子皮味道。陈伯闭着眼睛，面容安详。

我悄悄退了出去。

陈伯出院那天，小李给他包了一个小包裹——纱布、消毒药水，还有一张写有科室电话的纸条：“有事您打电话，我们去家里看您。”出院不是终点，我们的陪伴仍在，这们将多一点关心延续。

后来，我们科成立了“医护到家，爱在行走”护理团队，每月上山给陈伯换药。他家住在山上，条件不好。科主任到处联系，帮他申请了免费止痛药和护理耗材。每次上门，我们先清理伤口，检查胃造瘘管，再跟家里人交代注意事项。陈伯的老伴和儿子慢慢学会了照护他。这种多一点耐心的反复指导，让家庭照护成为可能。

冬天最冷的时候，陈伯走了。他儿子带着当初那个小包裹来到科里，声音哽咽却很平静：“我爸走的时候很安详，谢谢你们，让他活得有尊严。”包裹里，除了没用完的敷料，还有一张叠得整齐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：“感谢你们，让我依然是陈伯！”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走廊上。我们明白：在生命最后的旅程中，尊严照护不是额外的馈赠，而是医疗的本质——让每个人都能带着体面告别。

在肿瘤血液科的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：生命最后的守护，究竟是什么？

是安宁居家疗护，是多学科协作，是“六个一”暖心工程，更是“十个多一点”的日常践行——多一点微笑、多一点沟通、多一点安慰、多一点关心、多一点理解、多一点耐心、多一点帮助、多一点支持、多一点舒适、多一点关心。但这些说法的背后，其实只是一件事：一场温柔的陪伴，一次深情的见证。

四季的光交织着那么多的生死别离。经过我们的努力，告别不再是冰冷的永诀，而成了一个有温度的生命仪式。我们会守护着每一个人，直至最后一刻，如同那四季的光影，在不同的时刻照亮患者、照亮我们、照亮别离。

（肿瘤血液科 屠文英）